该走了，没有徐晶的小窝，我留恋什么？
我最后在屋里走了一圈，关上窗户，兴许能把徐晶的气息保留得久一些。我从衣袋里掏出从铜陵带回来的五千块钱，放在五斗橱里，这是两个月以来，铜陵医院的津贴和上海给我的工资，如果徐晶回来，要用钱的话，她知道平常我俩放钱的位置。
我把衣橱、立柜的钥匙丢在饭桌上，她进屋的时候一眼就能看见。
我坐上了回铜陵的长途车，车轮滚滚，上海渐渐在我身后远去。风在车窗外面呼啸，我的心又冷又痛，我听见它正在“哔叭”声中碎成片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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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莉正在看电视，我推开宿舍大门的时候。
“哦哟！侬今朝回来得蛮早的么！”
她的声音有点酸溜溜的味道，她扶着门框，看着我在屋里一言不发地脱去外衣长裤，换上拖鞋和睡衣。
“哪能啊？被女朋友赶回来啦？”
“不要乱讲话，”我低低地咆哮。
她一愣，“切！”露出一脸不屑，“神经病！侬当侬是啥人啊？问侬一句火气介大，有啥了不起的！”
“有啥了不起？我今朝让侬晓得有啥了不起！”我一步一步朝苏莉逼近。
“侬……侬作啥！”苏莉脸一下子吓得发白，身子缩成一团慢慢向后退去。
我一个箭步过去想抓住她，苏莉小小的身子灵巧地一闪，躲开了，她转身就往自己住的房间跑，一边嘴里尖叫：“侬不要过来！”
苏莉穿着拖鞋跑不快，几步就被我赶上。我从她身后一把抱起她，她两脚在半空里乱踢乱蹬，拖鞋飞得老远。
我胳膊一使劲、腰一拧，把苏莉扔到床上，“咕咚！”她的身体在床垫上弹了弹，苏莉坐起身，盘腿坐在床上，双臂抱在胸前，惊恐万状地望着我。
“你！”我右手手指点点她的胸口，“你给我小心点！管好自己的嘴！”
我顿了顿，还想说点什么，终于没有说出来，不觉有点胸闷，便“哼！”了一声，转身走回自己房间里，胡乱整理了一下，和衣躺到床上睡了。
徐晶仍然没有消息，我的手机天天开着，可是她始终没有来过电话。
我下班回来，拖着沉重的脚步爬上楼梯，打开房门倒在沙发里，呆呆地望着桌上的手提电话发愣。我又拨通了芜湖，仍没有人接听，只有接通号音寂寞地响着。
“皖省一去深似海，不知何处是徐家。”
我无可奈何地在心里反复念叨这两句，没精打采地点上烟抽起来。苏莉在隔壁房间里把电视伴音开得震天响，也不知道她吃的哪门子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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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院里的工作骤然增多了，因为连日阴雨不停，铜陵的大街小巷处处积水，泥泞一片，摔跤跌伤的病人络绎不绝，科里临时调配人手，把我放在急诊室里加强力量，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把这些在泥坑里摔得骨断筋折，疼得呲牙裂嘴的病人们不停地往病房里送。
等到男女病房都住不下了，我就回到病房里，帮着同事们流水线一般地开手术，上午和下午连续地开刀，经济能力好些的给他们换个人工股骨头，家里穷的就做个钢板内固定，忙碌几天，病房变成了石膏的世界，然后把这些病人转到小医院和卫生院去养伤口，空出来的病床再接待下一批的病人。
连接不停的工作使我暂时放下了徐晶，但也消耗了我大量精力，手术时神经高度紧张，做完手术后，我立刻像只泄了气的皮球，等工务员推着病人的轮床走出去，我一步一步挨到手术室外面的休息室，瘫在沙发上，摘下口罩，护士给我和同事点上一枝烟，这时，徐晶的面庞重又浮现在我眼前。
四个星期，我连着四个星期没有回上海，每周五天、隔天一刀的工作让我回到宿舍倒头就睡，星期六和星期天的休息我都是独自一人躺在床上，苏莉和我那次激烈冲突过后，倒也相安无事，每天照常一同上下班，一起在食堂吃饭，回到宿舍里，我疲倦得没有性欲找她，她也不主动过来。
徐晶的线索终于完全断了。
每到星期六休息的时候，我总是试着给徐晶家里拨电话，这是唯一掌握在我手中的线索，可是在六月下旬，我最后一次按了那个号码，话筒里传来的是空号音，她家连电话号码都改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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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月一号，铜陵的夏夜酷热难当，又轮到我和苏莉在病房里值班。急诊室终于忙完了，我又回到病房开始从容不迫的节奏。
回到办公室值班前，我去街上理发铺里剃了个光头，党的生日也是我的生日，这是个不同凡响的日子。
前年今天，我搬出了周芹的家，结束了我和我这一生中第一个女人的共同生活；
去年今天，我满了试用期，有了一个稳定的职位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回了香港以示对我的祝福；
今年今天，我打算娶她为妻的那个女人，像清晨的露水消散在阳光下，她在我眼皮底下消失得无影无踪，那个我没有打算娶她的女人为她自己生了个女儿，在我的生日满月，这样特殊的时刻，难道不值得以泛着青光的头皮庆祝一下吗？
我提着一瓶茅台走进护士站，另一只手里是用油纸包着的烧鸡，还有猪大肠。
苏莉骇然地望着我的脑袋：“侬吃错了药啦？好好的头发剃了个干净，僧不僧道不道的，什么样子？”
“这有什么奇怪的？”我满意地摸了摸头顶，头发碴“唰唰”地扎着手心，“二十七年前的今天，我就是光着脑袋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今天我不过是又从光头开始，”我扯开茅台酒瓶的封口，满满地往自己的茶缸里倒了一杯。
28
清亮的白酒在不锈钢杯中轻快地打着漩，一股浓烈的酱香扑面而来。
“来，过来坐，”我指指旁边的板凳，“陪我喝一杯，就用我的杯子吧。”
苏莉犹豫了一下，坐了过来，端起杯子抿了一口，然后把杯子递到我嘴边，微笑着轻声说：“生日快乐！”
“也祝你一生快乐，”我接过杯子喝了一大口，冷不防给呛了一下，“咳！
咳！咳！”
“长命百岁，长命百岁。”苏莉一边拍打着我的背，一边念叨吉祥话。
我端起杯子还想喝，被苏莉一把夺了过去：“好咧，好咧，不要喝了，万一等会儿院办来查岗，你这可是现行的。”
我看着苏莉小心翼翼地把杯子里的茅台酒倒回瓶里，细心地拧上盖子，然后转身走进她的更衣室，把酒瓶藏在她的更衣橱里。
“明天早上下班的时候我给你带回去，放心，少不了的。”苏莉锁了橱门，笑嘻嘻地坐到我面前的板凳上，“喏，”苏莉指指桌上的纸包，“这是熟肉吧？
我刚刚晓得你出去剃头没吃晚饭，就先去食堂买了饭，等你回来一起吃。”
说着，她转到办公桌另一边，拉开抽屉，从里面端出一只白色的大搪瓷碗，上面还扣着另一只碗，苏莉揭开扣着的搪瓷碗，下面盛着满满一大碗米饭，还有几只酱蛋和一些炒青菜。
我带着怪异的目光看了看那大搪瓷碗里堆得高高的米饭，又比较了一下苏莉的面孔：“我说小莉，这碗饭比你的人头还大一圈。”
“去去去，”苏莉白了我一眼，“喝了一口老酒就开始讲醉话啦，快过来吃饭吧。”
“好，我过来吃，”我头有点晕，手里托着油纸包摇摇晃晃地走到她身旁，望着苏莉两腮上红艳艳的浓妆，我不禁脱口而出，道：“一半是海水，一半是火焰……”
她低头专心地用饭匙翻弄饭菜，没听清我在嘟囔什么，“嗯？你说什么？再讲一遍。”
“我讲的是，一半是烧鸡，一半是米饭。”我坐下，胳膊肘支住身子，看着她泛着桃红的两腮发楞。
徐晶来了，她睡在我旁边。
夜里三、四点钟，我忽然醒了，觉得右臂被什么东西压住了，毛绒绒的，我费劲地睁开眼睛，扭头一看，一头短发的徐晶躺在我身边，枕着我的手臂呼呼大睡。
我的心狂喜地跳动，一把把徐晶搂进怀里，我用脸颊摩挲着她的鬓边，贪婪地嗅着她发间散发出来的清香。
“嗯……呣……”徐晶挣扎起来，含糊地抗议道：“侬做啥啦？让我困一歇呀……”
她是苏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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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妈催我回上海一趟，说给我介绍一个外商认识一下。
关先生，四十出头的年纪，微微有些谢顶，个子不高，但气宇轩昂，双目炯炯有神地望着我走近他。
经过交谈和老妈在一旁敲边鼓，我得知关先生是新加坡华人，早年留学澳洲学医，回新加坡后却一直从商，经营家族生意，他的姨母在五十年代出于满腔热血，回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，没料想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整得死去活来，最后心灰意冷，趁着七十年代末廖承志改革侨务的大潮，带着全身心累累伤痕，扶夫携幼，重出国门定居香港。
何阿姨，也就是关先生的姨母，与老妈是大学同学，尽管当年何阿姨满身的“海外关系”疑团，而老妈嫁了一位革命退伍军官，但两人始终没有断了联系，包括何阿姨去香港以后，两家仍然有书信来往，只是何阿姨对当年的炼狱生活依旧耿耿于怀，不愿回到上海，这个会勾起她无限痛苦回忆的伤心之地。
关先生已经在上海置了物业，玉兰花苑一套三室两厅的公寓，住宅和办公地点合二为一，楼宇虽然陈旧了一些，但地处闹市，交通方便，不失为一个精明之选。
“黄医生，听我姨母介绍你医学院毕业已几年了，现在正在行医，是这样子吗？”关先生一面端起桌上的茶盅，一面观察我脸上的表情。
“是的，我毕业两年了，一直在骨科做医生，现在职称是住院医生。”我坦然地回答，心里揣摩着他的打算。
“哦，住院医生？是不是平时要住在医院里服务，这样会不会影响你在社会上的行动？”关先生微微皱起眉头。
“不是，所谓住院医生只是职称，代表我的级别，并没有ｒｅｓｉｄｕａｌ的意思，平时也是很规律的上班、下班，也有休闲的时间。”
“就像你现在在安徽省那边的职务也是这样？”
“对，我在铜陵的医院里工作这段时间，住他们提供的宿舍，离医院很近，所以闲暇时间比在上海工作的时候还要多。”
“哦…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”关先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，放下心来。
我奇怪关先生为什么如此关心我的工作状况，从他那莫测高深的脸上看不出答案，我不解地回头看看母亲，老妈只是抿着嘴笑，朝关先生抬了抬下巴，示意我继续和他谈下去。
原来关先生打算请我帮他打理互联网的商贸业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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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九八年正是中国互联网兴起的时刻，各色人等、各路英雄好汉刚刚从房地产泡沫爆破的震荡中清醒过来，大笔劫后余生的资金正寻不到出路，一小撮先知先觉的人物瞄上了新兴的互联网业务，国内各大门户网站次第崛起，新浪、搜狐、网易等等，不?</P></TD>
